张雪峰的“文科都是服务业，服务业就一个字：舔”的极端言论再次登上热搜，再一次掀起了关于文科学习的讨论。

在学历贬值、就业竞争激烈的当下，人们对于文科的态度似乎也越来越消极。然而，文科真的无用吗？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文科教育？本文或许能启发一些真的思考。

文字丨选自《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原题为《中国文科的厄运与责任》《社会需要自由、理性的文科》（有删改），徐贲 著，东方出版社，2013

图片丨选自电影《历史系男生》（2006）、《死亡诗社》（1989）剧照

来源丨楚尘文化

01

“文科知识的理性匮缺并不是文科知识本身所固有，而更多是受制于社会、政治环境的缘故。”

一般人，甚至教授不待见“文科”，有各种原因。不只是功利的考量，如没有用，工作不好找，工资待遇低；而且还有对文科知识的鄙视和不信任，“反科学”和“贻害社会”便是后一种理由。

在许多人看来，科学技术的知识是硬碰硬可以核实的，一便是一，二便是二。文科的许多知识不过是概念游戏，耍嘴皮子，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讲，只说不练，虚头巴脑，因此“贻害社会”。在这种对比中，文科知识远不如科学知识符合现代人对“理性”的价值追求，甚至根本就是非理性、反科学的。既然文科缺乏理性，学校这个理性场所传授和学习的自然只应该是科学。

其实，知识的非理性主要是由外来的权力控制所造成的窒息和扭曲，在文科和科学知识领域中都可能发生，特殊时期中有胡话连篇的文史哲研究，也有北京301医院各科专家的医学研究，证明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林副主席可以活到120岁。另一个特殊时期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文科知识的理性匮缺并不是文科知识本身所固有，而更多是受制于社会、政治环境的缘故。

人类最早的文科理性是哲学理性，哲学理性是哲学自身在与神学有意识的切割中形成的。法国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在对古希腊理性的研究中指出，应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性，“理性是思想的确定方式，是经验与认识的特殊范畴所特有的精神技术。理性是推断、阐发、驳斥的不同形式，是调查种种事实并提出一种或多种证据的特殊方式，是不同种类的经验证实”。

理性的思维技术会因为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的可以使用普通语言（如逻辑的说理），有的则必须借助于语言之外的符号系统（如数学）。科学理性基本属于后一种，它的思维形式与科学发展的技术水平相关联。在古代，哲学理性比科学理性发达，是因为科学技术的水平还很低，古希腊哲学所看重的是同样运用概念语言的几何学。今天，科学理性发达了，但并不能就此代替作为文科理性代表的哲学理性。

在历史中，理性是发展和变化的，理性在建立认识对象的不同范畴的同时，也构建了它自己。文科是否能对人的思维产生积极作用，因而受到重视和尊重，不仅在于它理性的自身内容，而且在于它理性的运作条件，对此，韦尔南甚至认为，“若无这些条件，便谈不上理性思想”。在历史上，出现哲学理性运作的条件似乎是一种偶然，但是，一旦具备了这种偶然的条件，理性的运作便会成为必然。

随着城邦的出现，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只有经过一种公开的、矛盾的、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彼此都可以有理有据的话语相对的争论，符合他们普遍利益的决定才能作出，他们的共同事务才能得到解决。

理性思想出现在希腊的一些小城邦里，因为在那里，公共生活的“政治游戏”与哲学理性的“精神游戏”有了相同的规则，那就是公开、自由、有理有据、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共同遵守说理规则的相互争论。

哲学和城邦政治都不以一方压制或强迫另一方为条件，都要求允许不同观点的人们发表不同的意见，都运用说服的方式来避免暴力和争取妥协。这种公开、说理、求同存异的交往方式今天已经成为民主话语的基本要求和民主秩序的基本特征。在民主的环境中，培养哲学理性和民主理性因此成为文科教育的思想精髓。

哲学理性并不与科学理性相对立，没有哲学理性，科学理性不可能自动对民主理性有所贡献。科学可以为民主，也可以为专制服务，但哲学理性则必定不能与专制共存。

专制都是建立在某种绝对真理之上的，韦尔南借用马克思的术语，称之为“宗教思想”。哲学理性是一切宗教式专制的克星：

没有任何的绝对价值，人们可以借其名义，在某一时刻宣布停止争论。在现时代，人们确实可以证实，每当一个科学研究的领域，或者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躲避了共同而又矛盾的争论，躲避了有理有据的论争时，走上这条道路的某个社会集团，就会以某种方式，浑身分泌出宗教思想来。……也让国家权力披上了宗教异化的外衣。

在这样的国家里，官僚成为既不会理性思考，也从不说理的世俗神甫，韦尔南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官僚主义就是一个神甫共和国。

文科的厄运往往不在于它的理性内容，而在这种理性的运作条件。文科理性运用的是普通语言，用这种语言表达一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如自由、平等、公开、多元、宽容），并支配着它运用民主说理的规则来提高人们的政治智慧。与此相比，科学理性更借助于一种数字与数量的逻辑，而不是与民主公共生活直接有关的概念和分析。科学教育可以让人们获得某种专门知识或技能，但却未必能帮助他们获得那种文科所能提供的政治智慧。文科教育是一种可以让哲学理性深入人心的教育，也是一种可以把民主价值观念引入日常生活的教育。这种教育越广泛、越深入，就越有可能为民主政治创造战胜专制的机会。这样的文科非但不会贻害社会，而且还一定会造福于社会。

02

“无论是理工还是文科，都是人的知识，也都必须是与人有关的。”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科学曾经代表着人类自由和理性的革命性转变，满足的远不只是人的物质需求。科学是人类对智慧的一种追求，而这种智慧必须联系和借助另外两种智慧，那就是哲学和信仰。

我认识一位96岁的物理学家，他晚年成为文科知识热忱的学习者和思考者。他送了我一本他写的《理性与信仰初识》，在这本现身说法的书里，他借用康德的概念分析指出，科学解决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哲学解决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宗教解决的是“我们能够希望什么”的问题。老先生关心的不是当下哲学教授们讨论的哲学小专题，而是哲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有欲望、缺理性、无信仰的时代，这位高龄科学家的人文思考成为当前一望无际的人生意义荒原上的空谷足音。

当前中国大学里的理工科课程为学生提供的只是一些起码的实用性知识和技能训练。在大学人文教育普遍缺失的状态下，这样的知识和训练既无人生目标，也无价值追求；既与“我们应该做什么”无关，更不涉及“我们能够希望什么”。这样的教育，它的主要作用不过是为劳动市场提供混混噩噩、追名逐利的人力机器。而那些作为劳动力的个体，他们一辈子都囚禁在自已永远无法满足的物质和肉体欲望之中。

在最好的情况下，科学能够解决“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但它无法回答，人的认识与存在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一层思考需要人类理性有进一步的拓展。这一拓展是以人的自由意识，以及人的思考和价值选择的自由为核心的。哲学不仅为人们提供正确的思维方式，而且更有助于人们形成对于个人和公共生活必不可少的价值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这种价值观不是自上而下灌输的意识形态，而是人文教育和人文思考的结果，它是说服的结果，借助的是人的理性。这样的教育以求智慧来克服偏见的束缚，是人的自我解放的唯一方式。人们习惯地将这种求智慧称为“哲学”，其实它也贯穿于所有自由、理性的人文学科之中。哲学家罗素说：“没有一点哲学，一个人终身都会是偏见的囚徒。”指的就是这种哲学和人文学科。

无论是理工还是文科，都是人的知识，也都必须是与人有关的，能使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因此成为更好的人的知识。它是一种目的，而不只是一种手段，它既不只是为满足物质欲望，也不只是为权力利益服务。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不受学科边界的限制，被称为“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时，它的原意便是人的“自由教育”。人文教育的使命不是只传授某种专门的知识，而是让自由、平等、尊严与人类普世之善有关的价值深入到尽量多的人们心中，成为一种信仰，也成为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